麗歐娜‧貝納就像許多現代的塔斯馬尼亞人一樣，從小就知道有「一、兩個愛爾蘭罪犯」在她的家譜樹枝條上。 但是她對於家譜樹所知道的其他一切事，使她和格倫休恩（Glen Huon）的一般居民不同。格倫休恩是澳洲大陸南邊一個島州的小村莊，是她成長的地方。1

麗歐娜回憶道：「還記得去拜訪姑、姨婆，伯、舅公，堂表親和祖父母，幾張桌上堆滿各式各樣家庭自製的糕餅；以及我的母親，她具有純熟的技巧，能夠微妙地取得一個結婚或死亡日期，或其他必要的家譜資料；許多回憶歷歷在目。」

由於母親的堅持和技巧，麗歐娜開始對家譜產生感激。 她想起：「我清楚記得，母親坐在厨房的椅子上，一坐就是好幾個鐘頭，寫了一張又一張的家庭團體紀錄表。」 學校放假期間，貝納一家人上車旅行到塔斯馬尼亞各地的墓園去，抄錄墓碑上的題字，如果祖先的墳上沒有那些標示，他們就會默默地哀悼。

麗歐娜的父親在1930年加入教會，她的母親在1949年受洗——那是在麗歐娜出生以後，但是有足夠的時間把她對家譜的奉獻傳給她的女兒。

「關於他們離開祖國，來到塔斯馬尼亞開創新生活的故事，有很多、也各不相同；但是他們來時全都做了犧牲、歷經困苦、早逝、以及每天的掙扎。 我總覺得，至少我能做到確保他們有機會獲得永恆的祝福，這樣或許能多多少少報答他們為我做的。」

「關於他們離開祖國，來到塔斯馬尼亞開創新生活的故事，有很多、也各不相同；但是他們來時都做了犧牲、歷經困苦、早逝、以及每天的掙扎。 我總覺得，至少我能做到確保他們有機會獲得永恆的祝福，這樣或許能多多少少報答他們為我做的。」

到了麗歐娜成為少女之際，這樣做的可能性終於成真。 麗歐娜的家庭住的地方，距離最近的聖殿有半個地球那麼遠，但是在1955年，在1,500英里外的紐西蘭漢米頓，一座聖殿動土了。

對貝納家庭來說，這機會好到令人不敢相信，也珍貴到不可失去；把現實抛在一邊，這個家庭決定要到紐西蘭去參加聖殿奉獻典禮。

這個決定遭到朋友和親戚的嘲笑和警告——也許他們有好理由。 到紐西蘭的交通費遠遠超過這家人的財務資源，不僅如此，貝納一家人的收入全靠蘋果園，而聖殿奉獻的日期就訂在四月，那時正是塔斯馬尼亞的蘋果收成季節。

但是麗歐娜的父母決定他們跟四個孩子要參加奉獻典禮，然後家人印證在一起。 因此，為了機票，他們縮緊預算，開始尋找各種方法賺取額外的金錢。 孩子們賣掉漫畫，麗歐娜的母親出售她的編織雜誌。 在夏天的時候，這家人去採漿果來賣，麗歐娜的父親則種了一大片豌豆，讓家人培植，並在當地市場販賣。

麗歐娜說：「我多麼不喜歡做彎腰的工作、又要跪在泥巴地、而且雙手留下綠色的痕跡。」 她有時候很氣餒，比起家庭需要積蓄的巨額款項，能賺的似乎只是蠅頭小錢。

但是貝納一家居然能湊到足夠的錢買六張機票，飛到鄰近的國家——他們知道這比坐船貴，但是能讓他們較快趕回來收成蘋果。 他們抵達紐西蘭，雙手沾染著綠色的痕跡，及時趕上了奉獻典禮。

貝納一家人和其他長途旅行參加奉獻典禮的聖徒，被安排到賽馬場館下的行軍床，但是麗歐娜記得，沒有人在乎住宿環境。 抵達聖殿對麗歐娜來說，是個很令她感動的經驗。 她回想道：「第一次看到應許的祝福即將實現， …… 那一刻真教人珍惜。」

麗歐娜的父母參加了聖殿的第一場奉獻典禮，孩子們參加第二場。 ，麗歐娜的家庭為了能到那裡作出犧牲，從中對靈性事物產生的義務感，在奉獻典禮的過程中，使她内心激動不已。 她說：「我對自己許諾，不辜負我父母親的努力。」

幾天後，貝納一家人印證在一起，然後——蘋果需要他們——他們立刻啓程回到塔斯馬尼亞收成農作物。

去一趟聖殿，使貝納一家人的生活在小而微妙的地方有了改變。 麗歐娜回憶道：「我母親常說，很奇妙地，生活不一樣了——教會的服務變得更富有意義，家庭生活也進入一個新的領域。」

那一趟旅行在三年後意義變得更重大，麗歐娜的父親在43歲時突然去世。 多年後，麗歐娜說，假如他們家庭沒有犧牲一切去參加奉獻典禮，他們可能無法在他還在世時，到聖殿去。

她說：「得知我們能再度重聚，已經成為我生活中一個强大的推動力， 當試探出現、沮喪潛入，我謹守著一個事實：要與我父親永恆地在一起，意味著某些選擇是沒有商量的餘地。」 然後她又補充：「我再也不後悔被綠色豌豆染了手。」